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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30 11:15 來源：人民網

　　7月１１日夜，在全球努力走出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并聚焦南非世界杯決賽之際，索馬里反政府武裝伊斯蘭青年運動在烏干達首都坎帕拉發動了兩起恐怖主義襲擊，導致76名球迷死亡。隨后，烏干達、肯尼亞、埃塞俄比亞等國展開了對這場恐怖主義襲擊的詳細調查。這次恐怖襲擊的發生，不僅反映了索馬里反政府力量對于烏干達和埃塞俄比亞介入索馬里當地政治的抗議，更反映了非洲所面臨的嚴峻反恐挑戰，反映了大國在非洲反恐中的博弈。

　　非洲存在產生恐怖主義的根源

　　冷戰結束后，特別是自“9?11”事件發生以來，非洲面臨的恐怖主義威脅日漸上升。從所涉地理范圍來看，非洲面臨的恐怖主義威脅可分為國際性、地區或次地區性以及國內性這三種。國際性恐怖主義更多源于美國的全球反恐戰爭，它使中東地區的恐怖主義向非洲尤其是北非地區大規模轉移，如基地組織就在遭到打擊后轉向北非并開設了多個分支機構。地區性和國內性的恐怖主義組織或活動很大程度上是非洲內生的，與非洲當地長年的戰亂、國內經濟利益分配不均等問題密切相聯，如尼日爾三角洲地區、大湖地區等地的恐怖主義活動。

　　從其所針對的問題性質看，非洲面臨的恐怖主義威脅可分為文化性、政治性、經濟性等幾種。國際性的特別是極端宗教原教旨主義的恐怖主義活動，首先是文化性和政治性的，更多是為了保護其獨特文化和信仰免遭全球化的沖擊，但其手段是非理性的、極端主義的。在非洲，政治性的恐怖主義更多與民族分離運動相聯系，經濟性的恐怖主義則更多源于經濟利益的分配不均，這在石油出產國尤其明顯，如尼日爾三角洲地區。

　　非洲恐怖主義產生的根源相當復雜，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一是外部恐怖主義力量的移入，主要涉及國際性和文化性的恐怖主義。例如，在過去9年的時間里，美國在中東和南亞的反恐行動沉重打擊了基地組織等極端勢力，一些恐怖主義殘余勢力逐漸向非洲之角和東非部分國家轉移，其路徑是從也門、巴基斯坦、阿富汗向索馬里、蘇丹、肯尼亞和坦桑尼亞等國滲透，這使非洲之角成為恐怖主義最為泛濫之地。

　　二是當地的貧困與利益分配不均。以尼日利亞的尼日爾三角洲地區為例。尼日利亞出口的90%―95%都是石油，而尼日爾三角洲地區是最主要的石油出產區。但尼日爾三角洲地區的人民并未因此受益。2003年，尼日利亞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有260美元，甚至還不如上世紀70年代，當時還有500美元。尼日利亞約1.3億居民中有70%以上的日均收入不到一美元，只有一半能用上飲用水；貧困的生活狀態使尼日利亞人的平均壽命只有49―52歲，嬰兒死亡率超過77‰，這是世界上最高的，可與飽受戰爭之苦的阿富汗相比。

　　三是人口與宗教結構復雜。非洲有著數不勝數的民族、部落和宗教信仰，在部落、宗教和人種混居的國家及地區，就很容易滋生恐怖主義活動。非洲存在一種奇怪但普遍的現象，即一個種族在A國遭遇不公時往往會到B國尋求庇護，甚或發動針對A國的恐怖活動。例如，盧旺達與布隆迪便有著非常相似的人口結構：布隆迪有85%的人口是胡圖族、14%的圖西族和1%的塔瓦族，盧旺達則是84%的胡圖族、15%的圖西族和1%的塔瓦族。結果在盧旺達種族大屠殺期間，盧旺達的胡圖族試圖消滅圖西族，導致布隆迪的圖西族一面試圖壓制甚至消滅胡圖族，一面支持盧旺達的圖西族反抗盧旺達政府。

　　從三個危險等級衡量非洲恐怖主義

　　盡管人們總體上認為，非洲相當不安全，恐怖主義活動非常多。但事實上，非洲的恐怖主義并非如同人們想象中的嚴重，更多地發生在人口、宗教和部落交叉地帶，即阿拉伯非洲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交叉地帶。總體上，恐怖主義威脅相對較為嚴重的國家包括：

　　第一類是高度危險的國家，主要是索馬里和蘇丹。索馬里自冷戰結束以來便陷入無政府狀態，由于缺乏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部落軍閥橫行，加上漫長的海岸線和漏洞百出的邊界，索馬里一方面成為海盜之家，另一方面也極便于恐怖主義分子進出。此次世界杯期間的恐怖主義爆炸案，更證明索馬里在海盜盛行的同時，陸上的恐怖主義也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蘇丹曾在1996年前收留過本?拉登，并被懷疑與1998年美國駐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大使館遭恐怖主義襲擊有關。直至今天，蘇丹仍被美國列為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鑒于南部蘇丹一直存在獨立的傾向，南部蘇丹的政府與人民都處于“獨立”前的亢奮之中，但在這一過程中的任何“意外”，都可能導致南部蘇丹陷入動蕩，并可能使恐怖主義再度蔓延。

　　第二類可稱作中度危險國家，主要是西部非洲的一些國家，如毛里塔尼亞、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尼日利亞、埃及等。毛里塔尼亞地廣人稀，社會貧窮，又是極為虔誠的伊斯蘭教國家，一直是恐怖分子匿藏和訓練的理想場所。阿爾及利亞認為自身是成功應對恐怖主義的范例，但國際恐怖主義的遷移極可能使該國局勢再度惡化。突尼斯和埃及都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的重鎮，存在許多激進組織。埃及的激進團體伊斯蘭圣戰組織已經并入基地組織，而突尼斯在2002年4月發生了一起恐怖主義襲擊，都證明其潛在的恐怖主義危險。由于其困難的國內局勢，尼日爾三角洲地區的叛亂組織以及其總人口中有一半伊斯蘭信徒，尼日利亞面臨的恐怖主義威脅也相當嚴峻。

　　第三類是危險度較低的國家，主要集中在東非地區，而且主要受索馬里及非洲之角的影響，即肯尼亞、坦桑尼亞和烏干達等。這幾個國家政治上都相對穩定，但由于它們或者與索馬里、埃塞俄比亞和蘇丹等非洲之角國家毗鄰，或者距離很近且介入非洲之角的政治斗爭，因此極易受影響。此次烏干達發生的和1998年針對美國駐肯尼亞及坦桑尼亞大使館的恐怖主義爆炸案都是其體現。

　　非洲反恐的機制框架

　　面對日益嚴峻的反恐形勢，非洲各國建立了不同層次的反恐機制。非洲地區的反恐機制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非洲地區性的機制或努力，涉及阿拉伯國家聯盟和非洲聯盟的相關機制。阿拉伯國家聯盟在1998年的開羅峰會中，通過了《遏制恐怖主義的阿拉伯公約》，對恐怖主義的定義、抑制恐怖主義的執行和司法層面以及恐怖分子的引渡等相關事項，都有明確的規范。而非洲聯盟的前身非洲統一組織在1999年便通過《預防與對抗恐怖主義的阿爾及爾公約》。這充分說明，非洲國家早在“9?11”之前便已經開始重視恐怖主義所帶來的威脅。“9?11”事件發生后，非洲聯盟于2002年在阿爾及利亞舉辦了第一屆反恐會議，通過了該公約的行動方案，并同意設立非洲恐怖主義研究中心。在2004年10月第二屆反恐會議中，該中心在阿爾及爾正式成立。其核心任務是負責收集來自非盟國家的有關情報，分析恐怖主義新動向及恐怖團伙的活動情況等，并向非盟成員國提供恐怖襲擊預警信息。迄今為止，該中心已經舉行了四屆反恐大會，使非洲國家的反恐合作逐漸走上正確道路，越來越多的非洲國家加入非洲預防和打擊恐怖主義條約。今年7月25日，非盟首腦聚集烏干達首都坎帕拉，授權主要由烏干達和布隆迪軍人組成的非盟維和部隊索馬里特派團以更大力度打擊索馬里的恐怖主義。

　　第二個方面是美國在非洲的反恐機制。“9?11”后，反恐成為美國外交的頭等大事，非洲在美國戰略中的地位大大上升，被視作美國反恐的第二戰線。美國在非洲展開了多項反恐地區安全計劃，主要有：非洲之角聯合特遣隊――成員包括吉布提、厄立特里亞、埃塞俄比亞、肯尼亞、索馬里和蘇丹；泛撒赫耳計劃――成員包括乍得、馬里、毛里塔尼亞和尼日爾，及由此擴大后的“跨撒哈拉反恐計劃”――將阿爾及利亞和塞內加爾納入該計劃，同時吸收尼日利亞、摩洛哥和突尼斯充當觀察員；東非國家反恐計劃――東非國家反恐計劃由美國國務院主導，包括吉布提、厄立特里亞、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坦桑尼亞和烏干達六國；海岸國家計劃――覆蓋了幾乎所有南部非洲國家。最為重要的是，經過近半年的研究之后，2007年初，美國前總統布什批準于2008年前建立美軍非洲司令部，以此來統一管理對非洲的軍事事務，其中反恐是最為重要的任務之一，2007年10月美軍非洲司令部正式成立并開始運作。

　　第三個方面是非洲各國自身的反恐機制，以及歐盟、中國等其他大國在非洲的臨時性反恐安排。非洲各國出于對自身實際情況的考慮，其反恐政策和機制各不相同，這里便不再詳述。除美國外的其他大國在非洲的反恐安排很少，少數的一些也是臨時性的，如歐盟在非洲的危機管理措施，中國參與索馬里海域反海盜的巡邏，等等。

　　非洲反恐背后存在大國博弈

　　非洲反恐形勢之嚴峻，很大程度上與這一地區的大國博弈分不開，而其中的罪魁禍首便是美國。可以認為，美國是非洲恐怖主義的另一大起因，一方面源于美國將恐怖主義從中東趕往非洲，加劇了非洲反恐的負擔；另一方面，現在許多的非洲恐怖主義團體當初是美國扶植和培養起來的。例如，為對抗蘇聯對阿富汗的入侵，美國在阿富汗培養了大批來自阿爾及利亞的所謂“解放者”。隨著蘇聯逐漸撤退，許多阿爾及利亞受訓者不得不返回家鄉，僅1986―1989年間就有600―1000名受訓者返回了阿爾及利亞，這與阿爾及利亞此后嚴峻的反恐形勢有著很大關聯。

　　不管美國是否出于贖罪的想法，它對非洲反恐的大量投入，被認為是其對非政策的“軍事化”。這一政策強調，所有對非政策的前提都是實現安全，消滅包括恐怖主義在內的所有安全威脅。只有實現了安全，非洲才可能實現發展。奧巴馬在烏干達爆炸案發生后的講話中說，非洲聯盟的維和部隊應與索馬里當局合作，“盡力穩定局勢，并開始把這個國家推上為人民提供機會的道路，而不是為恐怖主義制造溫床”。

　　當然，美國的真正目的并非非洲的安全或發展，而是借此機會控制非洲的能源資源和市場，并強化自身相對新興大國特別是中國在非洲的競爭優勢。2007年10月成立的美軍非洲司令部被認為是第一個綜合性的司令部，它并非只有軍事使命，其更大使命在于促進發展、保證美國的石油和其他戰略利益。正因為這些不可告人的目的，美軍非洲司令部至今仍無法在非洲落地，成立兩年多來只能在德國斯圖加特臨時安家。

　　歐盟自2003年以來也開始日益卷入非洲的反恐努力中，主要通過危機管理手段。歐盟不如美國那么關注非洲的能源資源，而更關注通過在非洲的行動強化自身的集體認同。例如，2003年歐盟第一次決定在海外采取軍事行動，其目的更多是為了證明，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所造成的歐盟分裂并不是真的，歐盟仍有能力作為一個聲音說話，作為一個行為體行動。

　　相較而言，中國、印度等參與非洲的反恐特別是反海盜行動，更多是為了維護自身的海外利益，同時適時展現自身作為新興大國的國際責任和國際形象。就此而言，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在非洲的競爭或許并非如西方所言那么激烈和不可避免。

　　非洲反恐形勢相當嚴峻，但歐美等西方大國參與的根本目的并非是實現非洲的安全或發展，而是實現其自身在非洲利益的安全和拓展；相比之下，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更多關注非洲反恐的發展根源，強調通過發展解決這些問題。問題的關鍵在于，新興大國的方法如何能獲得非洲各國的認可和采納，這顯然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