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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正義網

虛擬幣洗錢,作為行為人利用虛擬幣轉移非法資金(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的一種犯罪活動,對司法秩序和金融秩序均有嚴重危害。鑒于虛擬幣及其交易的獨有特點,相比傳統洗錢,虛擬幣洗錢的治理難點更加突出。應對虛擬幣洗錢,應以虛擬幣非法支付結算為治理核心,堅持技術、規范、監管多方共治的應對模式,綜合施策,以實現全鏈條治理。

虛擬幣洗錢的治理難點

虛擬幣交易的匿名性、隱蔽性,難以溯源交易者的真實身份。虛擬幣交易大多采用公私鑰配對的匿名方式,交易信息僅包含錢包地址、交易數量和數額,雖然交易活動能在賬戶上記錄下來,且可以經賬戶比對來確認,但交易雙方的賬戶身份與交易者的真實身份無法形成一對一匹配。以比特幣為例,由于生成的錢包地址無須實名認證、錢包地址與交易者的真實身份脫鉤以及同一交易者的不同賬戶之間無直接關聯,使得比特幣交易的匿名性、隱蔽性明顯。尤其在虛擬幣交易平臺無實名注冊的情況下,交易者在交易中甚至可以保持完全匿名。如此一來,就很難判斷虛擬幣交易是否真實發生在不同交易者之間,也難以從技術上溯源交易者的真實身份。

網絡平臺之間的信息壁壘,增加了識別洗錢風險的難度。行為人利用網絡社交平臺溝通,借助網絡支付平臺轉賬,憑借虛擬幣交易平臺轉移虛擬幣,在司法實踐中是常態。例如,行為人為了清洗非法資金,會分別在不同平臺進行不法信息溝通、非法資金轉賬、比特幣轉移。由于網絡平臺之間的數據共享機制并未建立,其信息壁壘普遍存在,因而要想完整地識別洗錢風險,無論從哪一方網絡平臺切入去關聯不法信息溝通、非法資金轉賬和虛擬幣交易之間信息的對應關系都有難度。

中外監管代幣發行融資活動的差異,方便了非法資金的跨境清洗。根據2017年中國人民銀行等部門《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規定,我國明確禁止代幣發行融資活動,包括禁止任何所謂的代幣融資交易平臺從事法定貨幣與代幣、虛擬幣之間的兌換業務。但從其他國家來看,多數卻允許這一活動的存在,只是監管有些差異。例如,在對ICO(首次代幣發行)的監管上,既有采取證券化監管方式的,也有探索新監管方式的;在對代幣融資交易平臺的監管上,既有納入現有法律體系監管的,也有制定新的法律規制的。總之,對于代幣發行融資活動,由于中外監管的差異,使得虛擬幣交易平臺幾乎都注冊在境外。行為人選擇這些境外的虛擬幣交易平臺,便能在虛擬幣與法定貨幣之間進行自由兌換,實現非法資金的跨境清洗。

虛擬幣洗錢的產業化,使非鏈條的反洗錢模式應對乏力。虛擬幣洗錢的產業化有兩類表現:一類是出現了虛擬幣的兌換中介。順應網絡犯罪專業化、模塊化發展,且虛擬幣交易有一定的技術門檻,于是出現了虛擬幣非法兌換的中介群體,通過設立網站、通訊群組一邊向散戶收購虛擬幣、一邊向上游犯罪者出售虛擬幣,以賺取差價。另一類是出現了“虛擬幣跑分”。行為人利用虛擬幣交易當日結算、跨境支付便捷、支付通道不凍結的特點,搭建跑分平臺,以高額傭金誘導跑分者抵押虛擬幣,并利用其提供的虛擬幣交易賬戶來實現非法資金的流轉。這些表現體現了不同產業鏈條的行為人正基于非法支付結算的分工來參與虛擬幣洗錢,給傳統上只關注洗錢治理本身的非鏈條反洗錢模式帶來了挑戰。

虛擬幣洗錢的治理對策

構建虛擬幣洗錢治理的技術系統。治理虛擬幣洗錢,離不開對虛擬幣交易相關信息的確認。考慮到網絡平臺之間信息壁壘的存在,要在海量的信息中找到不法信息溝通、非法資金轉賬、虛擬幣交易之間信息的對應關系將極為耗時費力。為此,有必要依托區塊鏈技術構建兩大系統:一是構建虛擬幣資金流向的追蹤系統。此系統既包括收集虛擬幣交易平臺上的交易數據所形成的交易數據庫,也包括搜索錢包地址的位置、關注生成時間以及與其他地址的鏈接關系所形成的錢包地址數據庫,然后整合兩者數據實現追蹤系統的可視化。偵查機關在應用該追蹤系統時可輸入涉案的錢包地址進行查詢比對,以追溯非法資金的完整流向。二是由中國人民銀行牽頭建立網絡平臺數據分享的聯盟鏈。具體可由其直屬的中國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基于區塊鏈技術,聯合國內的網絡支付平臺、網絡社交平臺,建立聯盟鏈,以鏈接各方的數據,實現對可疑的溝通信息、交易資金的監測。

完善相關法律規定和刑事合規建設。首先,完善反洗錢法。反洗錢法作為我國反洗錢的基本法律,由于該法中的反洗錢義務主體范圍和處罰洗錢力度的有限性,應對虛擬幣洗錢存在不足,故有必要修改。應將虛擬幣交易平臺、網絡支付平臺、附有支付結算功能的網絡社交平臺納入義務主體的范圍,并要求基于洗錢風險狀況建立風險管理措施和增加反洗錢特別預防措施;同時完善反洗錢行政處罰的范圍和類型,包括將未按規定執行反洗錢特別預防措施的情形納入處罰范圍,并增加警告、職業禁止的處罰類型。其次,出臺治理虛擬幣洗錢的專門性規定。應樹立風險為本的監管理念,從治理虛擬幣洗錢的內部控制、風險管理和監督管理上作出規定。最后,激勵網絡平臺完善反洗錢刑事合規建設。在未來制度設計上,既要在刑罰從寬制度上將反洗錢刑事合規作為網絡平臺的刑罰減免情節甚至是特定的出罪事由,也可在附條件不起訴制度上將反洗錢刑事合規作為其附條件不起訴的適用條件,以激勵其完善刑事合規建設。

以全鏈條思維完善虛擬幣洗錢的認定。一方面,要把握好行為人對非法資金是否有明知的認定。明知既包括確實知道也包括應當知道,除了自洗錢情形中的明知不證自明外,其他洗錢情形均離不開對明知的認定。具體而言,若行為人直接供述承認對非法資金有認識且有其他證據印證的,當屬明知無疑;若行為人辯解自己未認識到資金是非法的,則應根據行為人對上游犯罪者實施犯罪活動的認知情況、不法信息的溝通情況和資金的往來情況等間接證據能否形成完整的證據鏈來證明。另一方面,還要關注虛擬幣非法支付結算與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非法經營罪的關系。其中,對于上游犯罪既遂時的非法支付結算行為,應以洗錢罪名評價,對于上游犯罪進行時的非法支付結算行為,應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認定,而對于充當金融機構、支付機構角色非法從事支付結算業務經營行為的,則應以非法經營罪認定。

重視虛擬幣洗錢的合力監管。一要注重行政監管的合作。各相關監管部門要加強監管合作和信息共享,避免監管的重疊與真空,實現合力監管。二要發揮行業監管的作用。2021年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中國銀行業協會和中國支付清算協會聯合發布的《關于防范虛擬貨幣交易炒作風險的公告》規定,金融機構、支付機構等會員單位不得開展與虛擬幣相關的業務,如不得為客戶提供虛擬幣登記、交易、清算、結算等服務。盡管此舉對行業監管有積極影響,但還不夠,上述行業協會還應建立以虛擬幣洗錢治理為主題的常態化的交流機制,包括對新出現的虛擬幣洗錢問題,各會員單位應在行業協會的組織下,保持溝通,協調應對。

有序推進虛擬幣洗錢治理的國際合作。由于當前中外監管代幣發行融資活動有差異,所以虛擬幣洗錢治理的國際合作,應立足當前、著眼長遠,有序推進。近期來看,應在虛擬幣洗錢“存異”治理的基礎上開展合作。考慮到作為全球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國際標準制定機構的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ATF)正式成員國目前只有39個,我國作為成員國之一,除了響應FATF關于虛擬幣洗錢治理方面的建議外,還應與監管代幣發行融資活動有差異的國家在ICO、代幣融資交易平臺的監管方面保持反洗錢合作,推動合作國的虛擬幣交易平臺落實客戶信息的實名認證工作。遠期來看,應在虛擬幣洗錢“求同”治理的基礎上開展合作。2019年,FATF通過了《基于風險的虛擬資產和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方法指南》,這對推動虛擬幣洗錢的“求同”治理具有積極意義,但指南的約束力和受影響的國家畢竟有限,未來應推動聯合國制定治理虛擬幣洗錢的國際公約,充實成員國在監管協作、技術支持、情報共享、證據提供、司法互助等方面的合作事項,以實現虛擬幣洗錢的更有效治理。

(作者分別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員)